医大生不愿与爱滋病打交道，无外乎几种情况：一是怕危险，二是嫌钱少，三是觉得“不好听”。但据项目办的工作人员介绍：“招聘的管理人员的主要工作是不定期地对各地州所执行的项目进行督导与评估，很少与艾滋病人直接接触，只要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就不会有危险。”所以说，对于医大毕业生来说，这项工作的危险性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1500元的月薪，在西部来说已经不算太低。当然也许在大学生看来，这样的收入水平犯不上去冒险。而职业不体面，说出去“不好听”，可能才是大学生真正顾忌的。综合几种原因，除了说明我们的社会对于艾滋病的概念缺少正确认识，专业人才服务精神缺失是一个主要因素。
撇开传统的择业观不谈，可以发现，在我们的人才领域内，缺少一种内在的公共服务精神和职业素养。象艾滋病防治这样的医学项目，需要的绝不只是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更需要从业者具备完全的公共职业精神，理性的职业态度，对艾滋病深刻的人文理解与同情，更重要的是，能在追求公益的过程中得到幸福感和满足感，那种幸福感与谋取私利的幸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才是构成优质的公共服务的主体精神。
在我国，公共精神的缺失是自上而下的。作为国家服务主体的政府部门及雇员，以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理应具备先进的服务理念，及超越个人事务的公共能力和公共意识。而我们遗憾的看到，自私的空气正笼罩着公共领域，知识精英阶层在价值理念上同社会其他阶层并无二致，拜金与利己主义在公共部门甚至更烈，而私欲一旦同权力勾结，对社会的危害则更巨。
公共服务意识并非无源之水，它是建立在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之上的。它不排斥利益，但是追求的是共同利益，并在共同利益中完成个人利益的获得。在资本社会的一些高危职业内，同样有一大批敬业和充满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专业的理性，服务着公众和社会，并因此而赢得社会的尊重与理解。他们可能有很高的收入，但这并不是他们从事危险职业的目的，只是在其中得到了价值认同和精神归属感。
医大生不愿从事艾滋病研究，也暴露了教育体制的缺失：缺少最核心的人才价值观，只注重专业培养，而不注重良知和高度，将使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和独立人格大打折扣，最终在利益泥潭中迷失掉群体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