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伟(化名)是个艾滋病小孩，今年11岁，是目前温州正在接受艾滋病治疗患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11月8日，第一次见到阿伟。他手里拿着一根玉米棒，很有礼貌地叫“阿姨好！叔叔好！”除了因为抗艾滋病毒药物副作用带来的满脸小红疙瘩，他与普通小孩没什么两样。
“孩子太苦了，实在没钱给他治病，请党报帮帮他……”阿伟的妈妈主动联系上我们。
早上七点多，妈妈背着阿伟往市区赶，赶到时，已快11点。
阿伟的妈妈看起来很羞怯，清秀、整洁而有礼貌。整个采访在她的泪水和哽咽声中进行。
“妈妈，我为什么老生病，艾滋病是什么呀？”
阿伟在湖北出生，十年前，阿伟一家人在湖北襄樊做生意。9个月大时，他白白胖胖，人见人爱。妈妈上班后，把他交给自己姐姐照顾。“他一个人踩着小坐车(一种婴儿学步车)，撞翻了开水，整个后背到脚都烫烂了，送到襄樊那家医院时，已经休克了。”
80%、深三度的烫伤，两个月时间，小小的阿伟都只能在床上挖个洞，面朝下趴着。“植了好几次皮，光输血就花了5000多元钱……”
“从3岁时，阿伟就有点不对头，一年四季莫名其妙地腹泻、咳嗽、发烧，一烧就是40℃，严重点就是肺炎，天天打针。医生总说他体质虚，抵抗力弱，要加强营养。”现在看来，是艾滋病病毒一天天地蚕食着阿伟抵抗疾病的能力。
去年3月，阿伟感冒20多天都好不了，持续高烧不退，嘴角、耳外侧、咽部溃烂，只能喝牛奶度日，不得已去住院。医生发现他老是咳嗽，虽然两肺感染，却不是肺结核，查来查去查不出结果。阿伟妈妈突然想起来：会不会血里有毒？一查，是艾滋病!
“我是会诊时看到阿伟，一看就不对了，嘴边满是疱疹。专家通过病史调查和分析，可以肯定，阿伟的艾滋病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科科长周祖木告诉记者。
尽管与阿伟日夜生活在一起，他的爸爸妈妈经艾滋病病毒检测，都是阴性的，没有被感染。
知道孩子情况后，阿伟的父母也想过回头去找湖北襄樊的这家医院，可当年，因为阿伟治病，家里2万多元的积蓄全部花光，还欠医院七千多元医药费无力支付，最后，他们选择逃回温州。至今，夫妻俩后悔不已。
“妈妈，救救我，我还没活够！”
“这孩子太可怜了，自从烫伤后就没过一天好日子，一年四季打针吃药，每年药费都要五六千元。长大了，知道怕羞，夏天从来不愿穿短裤，怕人家笑他腿上的伤疤。因为植皮后疤痕增生，他右腿膝盖后的肉揪在一起，看起来比左腿短一截，夜里还经常抽筋。每天晚上都要捶腿三四个小时才能睡着，我和他爸爸俩轮流捶。都说‘安乃近’小孩不能多吃，大人一次也只吃半粒，我买来一大瓶。每次他发病，高烧不退，浑身痛，我给他吃一粒，止痛，一次只要几分钱。”阿伟的妈妈压抑地流着泪。
随手翻开阿伟的一本病历，“4.1，咳嗽半月，发热一天；5.4，发热一月许，伴咳嗽，咽充血；5.10，尚咳，有所减轻；7.14，发热一天，右耳外侧肿块；10.9，咳嗽一周，体发热，咽充血……”生命的多数时间，瘦弱的阿伟在与病毒做斗争!
“别人都劝我放弃吧，再生一个孩子。我没生，我怕再生一个，亲友们都对阿伟不好了。哪个孩子不是妈妈的宝贝，我们生下他，就要养他，给他治啊。”偶尔，阿伟妈妈看着一贫如洗的家，也想过放弃，可半夜里，阿伟因发病而透不过气，拼命叫道：“妈妈，救救我，救救我，我不想死，我还没活够!”黑夜里，妈妈又含泪用布把孩子绑在身上，骑几十分钟的自行车，到镇上打针。
妈妈说：“有时候，我真不想活了，活着太累。”看到妈妈流泪，阿伟会说：“妈妈，你别哭，我不医病了……”
阿伟的语文作业本上有一道题：游泳时，你遇到的难题是什么？阿伟的回答是“没有气力”。因为体质弱，阿伟没有力气，十来岁的孩子，走不了几步路，就得爸爸妈妈背着。妈妈在村里的电子元件厂上班，阿伟不能上学，就和妈妈一起上班，妈妈做元件，一个月五六百元钱。阿伟摆坯，8个板(每板要摆200-400个元件)挣一元钱，他把钱存进自己的小猪储物罐，说是“存够了去治病”。可惜，现在妈妈的工作也丢了。
“比我小的孩子都上学了，我为什么不能上学？”
11月11日，记者避开村民注意，悄悄来到阿伟家———一间低矮破旧的瓦房。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小床，床头就是锅灶，烧的是稻草。阿伟的爸爸寡言而消瘦，患肺结核、肺气肿的他原本不能干重活，可他靠上山背树挣钱。
阿伟妈妈把耳环、戒指、项链统统卖掉，送孩子去上学。“刚来时，阿伟瘦瘦的，皮肤很白，像其他孩子一样，天真、乖巧、很爱笑，跟同学都相处得很热乎，上课提问时也很积极、爱思考。他坐在最前面，所以我的目光总是落在他的身上。”李老师曾经是阿伟一、二年级的班主任，也是阿伟最喜欢的老师。那时，因为发烧，阿伟上课没有精神，老师还常常教育他：“注意力太不集中了。”他脸老是破、长疮，大家都以为是敏感性皮肤，没想到艾滋病。
去年阿伟生病休学一年，今年9月，妈妈又送他来上学，恰好又到了李老师班。诚实的妈妈没有隐瞒阿伟的病情，她告诉了校长，校长转告李老师，让她提醒阿伟别跟其他同学打架，小心流血。“这学期来，我发现阿伟变得内向、自卑。但他特别懂事，下课后上完厕所，就乖乖地坐在座位上。碰到热闹的场面，他就远远地看着，然后一个人发笑。”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阿伟一位知情的亲戚送孩子上学时，看到阿伟，大惊失色，告诉老师：“他有艾滋病，怎么能上学？他来上学，我的孩子还怎么敢来？”阿伟的病情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面对校长为难的表情，善良的阿伟妈妈说：“我是妈妈，我的孩子已经这样了，再给别的孩子感染上，我的心里也过不去，我们退学吧。”李老师送给阿伟一些写字帖、图画本、作文选，叮嘱他好好做作业，不懂的功课就让妈妈骑车来学校问老师。学校还为此支付妈妈500元的误工费。
阿伟离开校园，也就离开了他童年有伙伴的生活。村子里的孩子不跟他玩，说他有梅毒、有艾滋，会传染。他哭着回来问妈妈：“什么是梅毒？”“我跑去问他们，小朋友，阿伟把什么传染到你们身上啦？我天天跟他在一起，也没传染呀。回到家，我跟孩子说，他们不理你，你就呆在家里，他们不跟你玩，妈妈跟你玩。”说到这里，阿伟妈妈泣不成声，“孩子整天问我，妈妈，我为什么不能上学？”
阿伟的作业本写得工工整整，大多数是100分，前几页是老师批改的，后面全都是妈妈批的，有的地方做错了，修改过来，妈妈也打了红红的100分!
“我只希望大家别歧视他，让我们平静地生活。”
“在医院里查出艾滋病病毒后，孩子还发着烧，医生就要我们出院。我拿着孩子的血去验，医生叫我排队，好不容易排上了，她又叫我去旁边，来来回回好几次，就是不接我的血。后来，终于来了一个不知情的医生，一接过血，看到上面有‘HIV’，他马上扔掉，一边骂我为什么不早说，一边拼命擦肥皂洗手。当时，我就用眼睛直直地看着他，眼泪就一直流啊，我也不去擦。”说起被人歧视的事，阿伟的爸爸妈妈都很难过。
阿伟去村里人家玩，他们把洗脚水倒在他脸上；他去亲戚家做客，亲戚把他喝水的碗扔掉……每当这时，文弱的妈妈像护着小鸡的老母鸡一样，伤心地质问：“你们为什么欺负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很可怜了……”不但阿伟受歧视，出去串门，阿伟爸爸坐过的凳子，别人都要扫一扫。阿伟妈妈去洗衣服，人家说：“别来洗，你儿子有艾滋病。”
“生病虽然可怕，但我们更怕别人的歧视，把我们当魔鬼一样。”阿伟妈妈说，如果今年世界艾滋病日温州市搞宣传活动，她愿意去做志愿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艾滋病的知识。
采访结束，我问阿伟有什么愿望。他想了半天，说要一个这么大的毛毛熊，他比划了一下，就再也说不出什么。他还太小，不知道表达。我猜想———
也许，他需要更多好吃而营养的食物，因为他比同龄的孩子至少矮了半个头，11岁的他只有22公斤；
也许，他需要更多彩色的笔，因为他没有蜡笔，他的画都是黑白的，他的世界也常常是白色的医院；
也许，他需要更多的玩具和故事书，因为他的病历比书多，他惟一的玩具是一个小猪储物罐，用来存钱读书、治病的；
……
他最需要的是，有足够治疗疾病的费用，活下去！
采访后记>>
生命不该有条件
采访阿伟，心情很沉重，一边是无辜的孩子、无怨的父母，一边是让全世界科学家都头疼的艾滋病毒，两者力量的悬殊，让人揪心。多年来，阿伟默默承受着艾滋病毒的折磨，如今，三口之家的微弱力量已无力再抵挡，他们需要来自社会的强力支撑！
阿伟的妈妈曾找过当地有关部门，想争取每个月有点补贴给孩子增加营养。可工作人员说，你让医生开个证明吧，证明你的孩子还有救，我就给，要不然，给了也没用。
生命是人世间最宝贵的东西，它难道不该是无条件的吗？如果生命也变得如此现实和功利，那岂不是我们所有人的悲哀？
当瘦小的阿伟站在高楼，欣喜地看着马路上车水马龙时；当他双腿悬空，坐在转椅上，好奇地转来转去时；当他咯咯地笑着，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录音笔里传出时；当他在暗淡的光线里认真写作业时……你能说，这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吗？这个生命不值得我们每个有良知的人伸出双手，帮他插上前行的翅膀吗？
如果有一天，当阿伟蓦然回首，他的身后不是凄凉的空空如也，而是无数关爱为他筑起的一道阻断“艾滋”的高墙，那该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