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估计，在中国约有70%艾滋病患者未参加检测、确认感染，也就是说，中国隐藏着一个非常庞大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群体。其中，相当一部分隐藏在吸毒人群、公共娱乐场所从业人员等高危人群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很多人主张，应当进行一次全民普检，确认感染人群，斩断传染源。湖南省有关部门的公共娱乐场所从业人员艾滋病检测计划，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种声音，只是将检测的范围，缩小到公共娱乐场所从业人员而已。在有关部门看来，如果这个计划得以推行，潜藏在高危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将更容易被发现，这对于遏制艾滋病的高发，将不无裨益。
然而，这种针对特定场所，特定人群的“艾滋病特检”在试图扼杀病魔的同时，也已经烙上了强烈的职业歧视印记。尽管在公共娱乐场所，从业人员的艾滋病比例相对较高，但是，发病人数与总体人数之间的比例，始终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如果为了查出很少的发病人群，而将大多数从业人员置身于特定的医学检测中，显然是对他们职业的蔑视和不尊重。
人的平等与尊严密切相关，一部人类法律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历史。平等的敌人是歧视，反歧视的保障则为法律。尤其当社会弱势群体受到侵犯时，更需要国家出面，借助法律、行政、司法的力量，为他们撑腰，而不是让他们陷入更深的身份自卑之中。
早在1990年，美国就通过了《能力缺陷法》，适用对象不仅包括身体和智力有缺陷的人，还包括传染病患者。雇主对这类人不准歧视，必须为他们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并提供必要的条件和设备。假如一名雇员被查出有艾滋病病毒，信息属于个人隐私，他人不能随意公开，否则构成违法。即便公开了，只要他的病尚不至于影响工作，雇主不得解雇，还必须为他提供必要的防止传染的条件，否则处罚相当严厉。
而我国，在立法尚不完善的情形下，某些行业群体，如农民工还不能享受如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权利。全国数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得不忍受歧视的目光，被用人单位以各种借口辞退，很少能够胜诉。相对于乙肝病毒患者，病情更为严重的艾滋病患者，一旦经过政府强制检测，当病情被公开之后，他们从业的希望将更为渺茫。
如何扼杀人类的天敌——艾滋病，凭借某个行业、某个特定人群、或者是全民强制检查，并非釜底抽薪之举。正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专家何景琳所说，“(全民强制检查)没必要。我们应该让每个公民了解艾滋病，就如了解乙肝一样。防治艾滋病，重要的是需在重点地区、高危人群中，做好艾滋病预防和服务工作。”政府部门不应借助行政力量进行强制检测，而应在加大普及防艾知识、提高防艾公共服务上多下功夫。（欧阳晨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