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存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人。从数据上看，在中国这不是大病。但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数字会不断减少下去，并最终得到根治
艾滋病是被高估的疾病吗？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从数据上看，艾滋病在中国不是大病。5年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发布了轰动世界的报告《艾滋病：中国的巨大威胁》。报告指出，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在80万和150万之间，如不加控制，2010年的数字将达到1000万。
现在看来，当时估计的水分大了。最近，UNAIDS新公布的数据，全球感染者和病人总数是3320万，比去年少了630万人。中国现存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人，疫情处于总体低流行、特定人群和局部地区高流行态势。什么叫总体低流行？拿印度做个比较，在这个人口数量与我国大致相当的亚洲国家，感染者加病人有250万。中国比印度多3亿人，患者却少了70%还多。另外，对于中国人来说，艾滋病远没有肺结核和肝炎严重，前者的发病数量每月报告六七百例，而后两者均为十几万例。相比于癌症，艾滋病就更不可怕了。中国2006年死于癌症的人数达到了300万。
中国人尚不能体会南部非洲艾滋病肆虐的种种恶果，那里集中了世界2/3的感染者，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劳动力丧失、经济发展受挫、家庭破裂、军队战斗力削弱、贫困和疾病恶性循环，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让艾滋病成为无法忽视的公共健康和国家安全威胁。
70万感染者，这个数字在中国人口总量中十分渺小。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数字会不断减少下去，并最终得到根治。因为，这70万人中有50万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而且性传播逐渐成为主要传播途径。
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人类在性问题上的非理性行为，使艾滋病正在演变为一个定时炸弹，潜藏在我们社会深处。套用UNAIDS执行主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彼得?皮澳特的口号：要么现在行动，要么日后付出代价。
中国会遭遇药物的国际垄断？
艾滋病背后是南北世界的发展鸿沟。一位瑞典朋友告诉笔者，记得十多年前，瑞典大街上有这么一个广告，上面用大字写着：“过来看看艾滋病人的模样！”等你走近了，原来是一面镜子。十多年过去了，艾滋病在欧洲的杀伤力减小了很多。一来，预防开展得早，大家都知道如何防范；二来，即使感染也有药物治疗。只要坚持服药，抵抗力就可以维持在和一般人一样的正常水平，同样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但是，在欠发达和发展中地区，艾滋病仍然是意味着死亡。2007年，全世界艾滋病死亡总数的3/4出现在撒哈拉南部非洲，这个数字说明该地区药品短缺程度。专利药品的高昂价格是制药厂商的法宝。但是，这种追求利润的经济行为忽略了药品的社会价值，导致发展中国家非常缺少“救命药”。
仿制药可以大大降低药品价格。以抗病毒药的某种鸡尾酒配方为例，专利药价格是1万美元，仿制药只要90美元。但是，仿制药让患者受益的同时却造成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纠纷。以拥有50多万感染者的泰国为例，去年年底，泰国政府颁布强制许可证，允许国内企业生产抗艾滋病病毒仿制药。尽管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泰国有权利在本国遭遇公共健康危机时颁布强制许可证，仿造专利药。但是，此举令美国制药企业失去了牟取暴利的机会，并引起了贸易纠纷。最近，我国立法机构最近也通过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强制许可制度成为手中剑。我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是否将遭遇类似困难，会不会同样遭受到艾滋病药物知识产权的国际垄断，这些都是值得早做打算的问题。
艾滋病拷问人类非理性行为
管不好自己是艾滋病肆虐的根本原因。艾滋病是行为疾病，完全可以预防。消灭不安全性行为和注射吸毒，它就无法传播，而疫情不断蔓延就是欲望和无知战胜理智和科学的残酷现实。在过去的一年中，全世界每天死亡艾滋病患者5700人，新增感染者6800人。WHO中国艾滋病工作组组长、泰国专家威瓦特曾掰着手指头对笔者讲起防控艾滋病如何由简单变得复杂：“先说性传播，没有性行为就没有艾滋病。简单吧？不可能。那么就一人一个性伴侣，讲忠诚，这也难。性工作，在绝大多数国家非法。可你去问问，在多少人的脑子里是合法的！再说毒品，那可是桩世界性的大买卖，有需求就有供给！”威瓦特摆摆手，“没那么简单。”
就艾滋病预防来说，承认现实是挽救生命的前提，而现实中包括欲望中的非理性和无知。在娱乐场所发放安全套、用美沙酮替代毒品、为瘾君子提供清洁针头虽然是“两害取其轻”的权宜之计，但是它们毕竟能够实实在在地挽救生命。在青少年中宣传安全性行为也并不意味着鼓励性行为，而是在性活跃的人群中提倡对自己、对朋友、对家庭、对社会负责任的道德意识。但是，正如一些防艾人士所言“我们只能把安全套送到卧室门口，用不用我们管不了。” 在敏感的性问题上，道德、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都有发言权。
譬如，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保守党政府大幅增加了对欠发达国家艾滋病防治的援助，但是预防资金要重点用于倡导禁欲和配偶间忠诚。美国援助的安全套只能发放给妓女、卡车司机、士兵和一方感染的夫妻。这无异于将迫切的实际需要道德化，并导致大众对安全套产生歧视和羞辱感。有人不禁要问，禁欲和对配偶忠诚当然可以杜绝艾滋病，但这和呆在家里避免交通事故有什么区别呢？宗教同样妨碍安全套的推广。面对日益蔓延的疫情，天主教梵蒂冈教廷直到最近才考虑对安全套解禁。而在一些国家，公开推广安全套仍然犯忌。
安全套推广中的问题折射出对疾病和病人的歧视，而现实中的歧视后患无穷，它会成为预防和治疗的巨大障碍。最近，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马和励撰文指出，歧视会限制艾滋病预防措施发挥作用。譬如，艾滋病病毒检测是重要的预防措施，因为一个不知道自己感染病毒的人将把病毒传播给更多的人，而歧视会让很多人放弃检测。马和励指出，这导致了中国至少50万感染者不知道自己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中国70万的感染群体中有70%以上不知道自己是感染者。即使知道，对疾病的道德判断和恐惧也会推迟它们的求治时间并影响治疗效果。
艾滋病是新疾病，历史不到30年。看看重灾区，那里的艾滋病已经成为国际安全问题。面对治理的难度，今天问题不大的中国，明天会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