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艾滋病研究项目中心（CAPRISA）的主任Salim Abdool Karim在上周（2月25日）于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杀微生物剂会议的全会上说，非洲特别容易面临政治压力而终止试验，伦理委员会得不到报酬和负担过重，以及申请获取伦理许可的时间过长。Karim提到，南非的卫生部长在2007年11月呼吁停止该国的所有艾滋病预防临床实验就是一个政治干扰的例子。在那之前默克制药公司决定终止被证明无效的抗艾滋病病毒疫苗的进一步临床试验。
Karim还说尽管许多女性出于无私的目的参与了杀微生物剂（防止感染的阴道凝胶或者药膏）的临床试验，其他一些人参加实验是为了获得补偿，这常常导致了她们放弃或者不坚持试验的指导方针。他还指出在非洲的多中心临床试验中，科学家常常需要处理不一致的研究标准，而管理试验的官员常常“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复杂试验的技术层面”。
印度新成立的印度卫生科学技术转化研究所的顾问Nirmal Kumar Ganguly警告说，尽管近来有人大肆宣传该国正在成为新兴的临床研究集散地，印度在抗艾滋病临床试验方面还面临着几种挑战，（参见阴道抗艾滋凝胶“可以安全地日常使用”）。印度的优势包括设备相对完善的研究机构参与了国家和国际合作，大量的“面临风险”的人群，以及临床试验费用低廉。但是，Ganguly说，该国仍然需要增加其受过训练的临床研究人员队伍、实验室基础设施，以及临床前筛选和毒理学研究能力。他还指出，申请和外国科研机构进行研究的批准过程仍然不太清楚，而印度仍然需要解决围绕临床试验的伦理和知识产权问题。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流行病学系教授Roger Detels说，发展中国家的杀微生物剂研究的一个关键挑战是缺少健全的监测数据以追踪感染趋势。他说设计临床试验应该考虑到让边缘和高危人群获取治疗、试验参与者的早期教育、社区参与以及减少文化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