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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关于男男性行为及变性人群艾滋病防治工作需求的战略方向
作者:艾滋-中国 来源:未知 日期: 2008-8-27
文章页数:[1] 
 编辑提示: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艾滋病工作组主任杰弗里•奥•马雷的关于全球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工作论坛的预备会议的讲话全文,也是墨西哥世界艾滋病大会关于“隐性人群:男男性行为人群与全球艾滋病疫情”论题的一个部分。

  请允许我首先向本次论坛副主席乔治•阿亚拉及所有参与到本次“全球男男性行为与艾滋病疫情论坛”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和祝贺。这是一次及时,重要并且顺利的会议。

  正如罗伯特刚才介绍的那样,十五年前,也就是1993年末,我成为了一个新兴的NGO“世界艾滋病联盟”执行长官,尽管我是该组织第一任执行长官,但是建立这个组织并不是我的主意。组织建立的理念,缘于资助方想把更多的资源用在艾滋病工作中的社区层面。不久,选举委员会推荐了我,并将选举结果通报给了资助方。后来,一位英国发展协助机构的高层官员失望而难过地宣布:“我们的组织将要被一个同性恋所领导了。”

  分享这段往事,是想在我发言之前,和大家回顾历史上曾发生的一些事。

  我们都知道,是同性恋人群及变性人群在80年代初期最初提出了安全性行为的概念;是这个人群,以及我们的朋友们和关爱我们的人们,启动了家庭关爱项目以及安全套普及运动; 是这个人群提出诸多艾滋病理念。回顾社区在抗击艾滋病的历史会看到,整个行动不仅仅是在北半球,而是触及到了全世界。

  那么发生了呢?在经过了男同性恋人群和变性人群作为先锋领导,并得到来自女同性恋社区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开展活动的漫长岁月之后,整个世界似乎是昨天才刚刚发现在男同性恋人群中存在艾滋病疫情似的,这是说不通的。

  在我们谈论未来的时候,回顾历史是很有意义的。过去的历史中,我们面对了针对同志人群参与并现身于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阻力,这不仅仅只来自大卫•纳巴罗先生。我认为刚才提到的英国高层官员并不是极端的恐同者。我想,他以及他的支持者阵营对我在艾滋病联盟的工作的反对,是来自于他们所认为的以下重要因素:

  • 他们也许错误地认为,在南半球,绝大多数艾滋病毒感染者是通过异性恋性接触传播网络感染的。

  • 他们也许认为,(这是是对的),对艾滋病的歧视以及南半球国家领导人的不作为,是缘于对同性恋人群的歧视和恐惧,同时,艾滋病工作日程似乎是被北半球同性恋强加给他们的。

  • 他们也许只是希望同志人群工作只是他们旧有工作团队中的一个部分,不要太显眼,也不要太触及问题本质。

  有趣的是,除非工作需要,我从不把自己看成是是一个同性恋活动家。我自认为是一个社区活动者,我认为,应该由被疫情影响的人群来应对疫情;我也自认为是一个人权活动者,为了性少数人群而抗争,同时也为承受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边缘人群而抗争。

  于是,我开始在艾滋病联盟工作,为社区抗击艾滋病工作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了男男性行为人群和变性人群的工作,不过回顾过去,这方面开展的工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很多同志人群拥护我,原因几乎一致:我很努力的为防治艾滋病而工作,不论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资助机构,还是在联合国机构,但是我不刻意表现出“同志”倾向,或者过多参与同性恋的话题。

  幸运的是,无作为的官僚主义者同勇敢的社区同志先驱相比,还是占少数的。在座各位很多都是这些先驱中的一员。坚毅而执着的先行者们在暗淡的90年代,始终坚持在同志人群艾滋病防治工作前沿,面对重重阻力和资源的匮乏,在印度,塞内加尔,墨西哥,厄瓜多尔以及全世界,遍布他们的足迹。

  大卫•威尔逊先生昨天的讲话非常精彩,但是他提到他没有看到在发展中国家有针对MSM人群实施项目的成功案例。今天一早,我就发给了他一些相关材料,也是关于在坐各位平日工作的材料。在座各位的工作向大卫先生展示了男男性行为的复杂多样性,同时也展示了当有足够的资源支持时,不论在何处,不论是对使用何种语言的人群,在MSM人群中开展防艾工作都会起到对疫情的抑制。

  我们也要感谢流行病学专家们收集并发布相关数据---这对我们把MSM问题公开化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必须感谢那些小额资助方们——Hivos组织,AmFAR组织,埃尔顿•强先生,福特基金会,麦克阿瑟先生——有的大资金方开始关注其他领域时,他们仍然在一如既往的支持着我们。

  当然,我们同样要感谢在座各位所有人参与到此次论坛中,带来了数据,项目,批评和热情,使MSM艾滋病问题逐渐被广泛关注。

  昨天, Jorge Saavedra说:是女性领导了女权运动;那么除了同志人群,有谁会为这个人群的利益进行抗争呢?尤其是在面对这样一场重大的疫情的时刻。

  我们聚集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坚毅,勇气,并有成功的经验和相关数据。我们也因此浮出水面在这里公开身份讨论问题。

  我们现在处在特殊时期,昨天下午我见到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副主任Michel Sidibe先生,他告诉我说,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次墨西哥会议中MSM人群中的艾滋病问题已经被推向一个世界性议题,这类似于在在德班会议上,非洲南部的艾滋病疫情得到暴露一样。

  但是,请牢记我们在过去十五年间所遇到的阻力,以及我们将要面对的如下挑战:

  •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大在性少数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力度,但是我们要了解,政府部门不会因为这个人群中存在重大疫情而放弃领导,资助和应对的权利。

  •我们要在各种会议场合中有一席之地,要大胆表现。当大家在欢迎其他身份人群比如变性人群,性工作者,吸毒人群,女性感染者以及男性异性恋感染者时,我们要充分表达我们自己的身份,告诉他们,我们是谁。

  •我们要把各种性少数人群的工作整合起来,涵盖整个性少数人群的健康,以及男男性行为人群和变性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那么,联合国在这些应对之中应承担什么角色呢?

  刚才提到了无所作为的官僚;提到了坚忍不拔的草根活动者以及奋战在最前沿的流行病学专家,真是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提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以及其他合作机构的成员时,我要感谢他们一直不倦怠地工作,使联合国系统成为解决问题的机构,而不是带来麻烦的机构。全球论坛的理事会应该知道,Michael Bartos先生提供了多么重要的支持;加勒比弱势人群组织联盟同Michel DeGroulard和Nestor Arias先生一直紧密的合作;泛美卫生组织也一直在支持消除对同性恋恐惧的活动。在座的很多联合国机构成员,都在同MSM社区组织进行接触,并且希望说服犹豫不决的政府加入进来,从中国,到印度,到乌干达再到圭亚那都是如此。Peter Piot先生也正如昨天所表现的那样,作为一个异性恋,一直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积极倡导,尽最大可能使人们团结起来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做得还不够。

  除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之外,整个联合国系统都行动起来了。

  •人权事务高层办公室在发挥作用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战略计划,我的同事们在民主治理项目活动中,会把对边缘人群和弱势人群的人权问题作为优先议题,他们已经承诺其中将包括性少数人群。

  •世界卫生组织基本上还没有在同志人群健康方面做出足够的贡献,不过可以透露的是,下周肯定会看到他们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起开展在人口繁殖健康方面的活动,活动中会在MSM问题上进行研究。

  •到目前为止,这个议题上的头等大事,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已经积极表达对男男性行为人群中艾滋病疫情的关切,这周他还会继续重申。

  那么作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新的战略会是什么样的呢?

  对此我还不是很肯定,因为一切都在发展中,不过有一些想法,很希望和大家分享。

  首先,这不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单独的战略,而是所有10个组成机构及秘书处的整体战略。每个机构有自己的角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法律,人权,性别,社区参与方面发挥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在健康服务及健康系统中发挥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方面发挥作用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负责监狱系统的男男性行为以及毒品和男男性行为问题。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进行全局协调和倡导

  •如大卫威尔逊先生昨天说的,世界银行已经承诺要开展大型项目为政策制定者提供MSM与艾滋病疫情的相关数据

  还远远不止以上这些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承诺在他们开展的青年工作中加入“同志”的相关内容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关注于安全套推广及润滑油的可及,以及男性性工作者问题

  •联合国劳工组织会在全球工作场所阐述“同志”问题

  •甚至,联合国难民署以及世界粮食组织也承诺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予更多关注

  其次,应该承认,联合国系统中有不少人对在同志人群艾滋病疫情上投入大量关注并不是很理解或支持。对此,一项重要的举措,是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开展了一项叫“接触”的活动,这项活动帮助联合国全球雇员更好地理解如何同同志人群,边缘人群,比如性工作者和吸毒者人群接触并开展工作。

  第三,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只是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而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家。Carlos Caceres博士在昨天的讲话提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组成机构提供了几类国别战略模式:

  •一类是最暴虐的环境,实行着反同性恋的法律,对性少数人群进行镇压。在这些环境中,连最基本的流行病学调查都会激起暴力事件,我们需要格外小心。在这些环境中,公共及私营部门的健康卫生专家也许可以比非政府组织更为安全地为MSM人群提供服务。在政策的层面,要紧密和司法部门合作,尽可能把宗教和信仰带来的敌视降到最低。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阿拉伯代表处就在埃及和海湾地区同穆斯林神学家召开了关于这些问题的会议,他们希望同性恋能有悔改之意,但是同时也谴责了用暴力手段对待同性恋,同时他们也表达了支持在这个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另一类国家,有很强烈的人权意识。对于性少数人群很保护,也有很长的性少数人群组织的发展历史。诸如泰国参议院Mechai,南非主教Tutu及巴西总统Lula等领导人为我们营造了团结的环境。在这些国家中,没有针对MSM人群的艾滋病防治的严重障碍。当然这些国家也有同性恋的歧视,也同样有不少卫生专家不懂同性恋历史,同性恋在年少时仍然受到来自家庭的压抑。他们有他们的问题----艾滋病在新一代年轻同性恋中的流行并不为他们所知道,也不知道上一辈们始终如一地坚持安全性行为的意义。在这些背景之下,首要需要做的是用数据和倡导的方式要告诉政府,什么时候应该在MSM人群艾滋病方面投入资金,并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要更加深入得开展这些易感人群的干预,其中包括了少数民族和变性人群。同志人群在这之中有很多可以做的事,只去争取人权,是不够的了。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人权意识发展的同时,同性恋文化的兴盛对艾滋病防治是非常有利的,可以使得我们不再那么脆弱。所以,我们要组成富有朝气的社区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展开防治工作的新的运动。

  •最后一类是处于中间位置的,在压制和容忍之间,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在这些国家里,同性性关系被认为是违法的,但是很少会被制裁,在一些城市有对性少数人群和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干预,但在一些城市就没有。在这些国家里,我们要多种方式灵活使用,要不断促进法律的完善,加强人权,动员更广泛的社区工作。

  上面几种模型把问题简单化了,但是应该也只能这样划分。但是在每个国家,每个社区,都会有相应独特的战略。我们应该结合相应的环境背景制定适合的战略。我们首先应该在每种类型中挑出2个国家,三种类型一共是6个国家,对项目运行的顺利情况以及政策的完善进行试验,这样做既可以很快找到在这6个国家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也可以为在其他更广范围内开展工作提供范例。

  第四 现在对于开展全球行动是一个机遇。昨天Craig McLure谈到了旨在解除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旅行禁令的全球行动小组。目前这个行动小组在接触美国禁止艾滋病毒携带者入境的问题上还没有得到什么进展。正像其他全球的努力一样,这些行动组在一些特定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尽管也不是不重要。但是,现在对于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也应该有所成果。2008年是关于接触入境禁令,那么接下来采取关于性少数人群权益的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特别是在国家层面解除对于性少数人群的医疗服务障碍。因此我们正在期待一个新的行动组的建立,指定日程计划,在有可行计划的国家里,加强对法律的完善工作。

  最后一个战略需要资金的投入。在这个新战略制定之前,我们必须同合作伙伴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加强合作,确保第九轮全球基金真正把资金落实在有据可依的MSM艾滋病防治项目上。我们也要同双边资金资助机构积极合作,其中包括那些在逐步可以争取和获得的支持边缘人群的资金。

  那么在制定战略过程中,每个人的作用是什么呢?

  首先,不想再重复那些在全球磋商的结果。我们已经在过去两年中开了太多的会议讨论这些问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盖茨基金会,IAS, OSI,以及世界艾滋病联盟…也有不少地区的磋商。我们首要的,是要落实这些会议产出的观点,建议,并且找到联合国在其中的位置,使这些战略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一些不足之处。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半年里,能召集所有来自不同类型国家的利益相关方开一个小型会议,检验和探讨我们所设想的几种国家模式的可行性,并制定应对战略。我们需要让被忽视的变性人组织以及边缘人群在这些会议上能够发言。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会在九月中旬召开国际磋商会议,商讨卫生部门在MSM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角色定位。

  综上所述,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使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大家庭以及联合国系统能真的在MSM人群,变性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做些实事。还有很多重要的行动,我们并不适于参与其中,但是要扮好已有的角色,为之作出努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为拥有十个组成机构的组织,当然会有预算方面的考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秘书处每年拨款2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系统的艾滋病工作,但是这要分配到10个组成机构,一个大的秘书处,以及100多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国家办公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本身只得到其中7百万美元。这七百万并不用于MSM艾滋病防治,而是用于整个200个国家的职员的经费。我非常高兴的看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已经为2009年的预算增拨500万美元,专门用于MSM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利用这部分资金,我们可以很快开始在纽约总部招聘全职人员来领导MSM艾滋病防治工作。我希望在座各位会来积极应聘。

  我也非常高兴,我的老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上司,正在外面发表关于MSM艾滋病防治的演讲,并且正在分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源来支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资金。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清楚的意识到,通过利用道德宣传,合理性分析,以及政府内部的协调,我们最终要明白:我们现在不是,也不计划成为一个资金方。

  让我总结一下我的发言:

  和早上和大家分享了一些过去历史中同性恋艾滋病工作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从80年代的志愿者工作,到暗淡的90年代,再到具有极大挑战需要我们积极应对的现在。

  我和大家分享了关于联合国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战略定位的一些想法—从新的角度来思考国家类型,组成一个全球行动组,同资金方的合作,以及我们每个人可以力所能及做的一些事情。

  我总结了我们在一些磋商中的结论,可以帮助我们制定合理战略,同时,我们现在要积极开展工作。

  最后,我要对你们说:是在座的各位,让我们在这条路上奋斗到今天,我们还要继续奋斗下去。你们肩负着联合国的责任,你们应当实实在在做些实事,不要让我们失望。再次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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